铮铮风骨，谦谦君子——纪念洪朝生先生诞辰100周年

编者按：2020年10月10日是我国低温物理与低温技术研究的开创者之一洪朝生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材料人平台将推送两篇纪念文章，以下为中科院理化技术研究所李来风研究员撰写的《铮铮风骨，谦谦君子——纪念洪朝生先生诞辰100周年》

时光飞逝，至今先生已经离开我们两年了。在那年的8月底，受《物理》杂志编辑部主任王进萍女士之邀请，我写了一篇“热血拓荒路 低温物理情--追忆恩师洪朝生先生”一文，登载在《物理》，第47卷，第9期，2018。同一期同时还刊登了北大阎守胜教授，中科院理论物理所欧阳钟灿院士，物理所赵忠贤院士怀念洪先生的文章，引起国内相关媒体的关注。同年9月份我去参加在英国牛津大学召开的国际低温工程和低温材料会议，会议主席在大会开始前让我发言介绍和缅怀洪先生。洪先生是我国低温物理和低温技术的奠基人，他在学术上的贡献得到了国内同行和国际同行的敬佩。先生学术方面的贡献，在1980年代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物理卷洪朝生条目里写得非常清楚了。能够被收录到百科全书的人非常之少，只有对人类物理学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人才有资格被收录。在整个被收录的不到200名物理学家里，大部分是外国人如牛顿、爱因斯坦、焦耳等，中国人也就几十个，还是从古代算起，洪先生和周光召二人是年纪最小的。在他离开的两年里，我时常梦影回绕，我们在一起的点点滴滴又重现眼前。他坚持原则的刚直和无我的精神如刀刻斧凿般刻在我的记忆中。在洪先生百周年之际，我不谈他的学术贡献，只想谈谈洪先生的“士”气和他谦谦君子之风范。

1、缘分

我第一次见洪先生是1988年11月，那时我还在沈阳金属所上研究生，所在的第15研究室，室主任是金属所党委书记李依依老师兼任。她88年在沈阳承办国际低温材料大会，并担任主席。我当时是会务组工作人员，开会时我恰巧跟低温中心来开会的徐新民副处长住一个房间，我们聊得很开心，他问我毕业后愿不愿意到北京工作。我当然是惊喜万分，因为在金属所我们班里有7位科大毕业的，他们的一位大学同学是洪先生的研究生，大家有时聊天也聊到洪先生，而且那年找工作还是相当困难的。他说洪先生对进人要求是相当严格的，建议我找李依依老师写封推荐信。李依依老师和当时具体指导我的邢中枢老师给洪先生写了推荐信，就这样洪先生同意见见我。见面时他详细跟我介绍了他以前毕业的几个学生的工作，听得出来他对陶瓷材料低温性能研究很有兴趣。这样我1989年5月毕业后就到低温中心工作，先是挂在业务处，帮洪先生筹备第13届国际低温工程大会（他是会议主席）。他对国际会议投入很大精力，有些论文审稿他还让我先看，也派我去参加1989年9月由赵忠贤老师组织的北京国际超导会的会务工作，我的英文得到很大提高。随后在1991年考上了他的博士生，而且英语考试分数还挺高。我读博士的论文题目是关于低温陶瓷材料方面内容。考虑到低温中心做材料的基础不够，他建议我再找一位副导师。我选择了金属所李依依老师。

每次我从沈阳做实验回来，洪先生都认真跟我一起分析实验数据，甚至我的博士英语课他还时常与任课老师李佩先生讨论我的学习情况，他还亲自参加了我的口语课考试，回来后指出我的问题。我撰写博士论文期间洪先生花费精力就更大了，反复讨论，先让我写一份30页左右的论文详细摘要，然后选了20几位相关专家，发给他们评议，称为：论文广泛征求意见。意见回来了，我写一章他改一章。记得有一天他兴致勃勃地来找我，说这一章我看懂了（那章是关于机理模型和数学推导方面的），其实我对那部分工作没觉得有什么重要。后来理解了先生在培养学生上很注重基础。我还记得最后一次修改是在他家里，改到午夜两点，仔细到标点符号这样的细节。

1992年洪先生参加我博士英语口语考试，前排左1为洪先生，后排为李佩先生

洪先生对研究生培养是很慎重的，为保证培养的学生质量，他招的研究生并不多，从60年代开始招研究生，总共可能也就20来个。学生和同事在他的指导下出了成果，但凡主要工作不是他亲自做的，他绝不同意在论文上署名。算起来跟洪先生工作近30年，能够跟这样一位大科学家近距离的一起学习和工作，我是幸运的。

2、慎独

刚参加工作的几年，常常听到老同志说洪先生是个“圣人”，对自己要求极其严格。我要上他的博士，很多人劝我要慎重考虑，说上洪先生的博士会很苦，5年能毕业就算厉害的了。我也犹豫过，但通过我跟他组织国际会议工作近两年的共事，他的严谨认真我还是能接受的，而且我内心里还是愿意跟一位认真的人工作，所以坚定地考了他的博士。几年下来对洪先生有了深入地了解，流传的关于他的高义，真不是随便说说的，是他真实的写照。我觉得一个人一定是有坚定的信仰才能做到，或者称之为“慎独”。

2000年我们一行6人去印度孟买参加第18届国际低温工程大会，在印度看到很多落后的地方，大家七嘴八舌在调侃，洪先生非常不高兴，把大家叫到一起很严肃地说：“不要议论别人的不好，更不能因为人家听不懂我们说的话而说别人的不好”。2004年洪先生因要住院做手术，住院前他把一些银行存折和部分现金放到一个旧的大信封让我保管，2008年当得知他的老朋友李正武先生得了老年痴呆症，可能是想到他自己也88岁了，就把他家的钥匙、房产证等也放到我这保管。

2011年他因腿伤住到物理所，我在物科宾馆遇见陈赓华，陈赓华提醒我，你保管洪先生的个人财产一定要留好文字说明，并说听到有人传言说你李来风没事总往洪先生家跑，是盯着洪先生家的财产。我感到很惊讶，一是每次到洪先生家都是有事他让我去的，二是他把东西放我这是对我的信任，我也没多想。真没想到外界还有那样的传言，于是跟洪先生提出把他放我这的存折等还给他，洪先生说没必要，我需要时你把那个信封整体还给我就行了。我说那至少写个文字东西吧？他说你在信封上写有几个存折就行了，写好后他在信封上签了名。

3、无我

先生是一个低调、谦逊的人，从来不说自己的贡献和成就。很多事儿我都是从别人那里知道的。甚至在我看来跟洪先生没关联的人，提起洪先生都是由衷的敬意。记得1999年我在美国做博士后的合作教授潘晓晴回国开会，让我跟他一起去见郭可信，潘介绍我是洪朝生的学生，郭非常激动，说洪先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当年是西南联大的“四杰”，“八君子”之一。后来我向洪先生考证，他说“我没有听说这回事儿”。我想洪先生当年考取留英和留美双重公费留学的声誉，在同时代的人中一定是很轰动的事，郭先生也是一个大科学家，总不会乱说的。 2009年我参加了由科学院原副院长王佛松带队的“院士、专家广东行”活动，王佛松知道了我是低温中心的，他特意来找我让我回去一定向洪先生问好。他很认真地跟我说洪先生是个刚正不阿的真学者，好人。我从王佛松的语气和表情看出了他的激动和无奈，激动的是知道洪先生还在一线工作，无奈的是对当前科研学风的浮躁风气的担忧，多么希望像洪先生这样的人再多一些啊！

今年8月19日网易新闻中看到一篇笔名为华人星光的网络文章，题目是“巨星陨落，却举国无声！遗憾今天以这种方式认识您”。文章的写作风格虽然带有一些文学色彩，但其最后几句话用在洪先生身上，我认为是准确的，是这样写的：“洪朝生，他用尽一生诠释了，爱国、科学之真谛，有此国士，千古奇才，功名垂万代，风德昭后人！洪老先生一生高义，奈何巨星陨落无人知，今天，是您走了两周年的日子，我们很遗憾，直到今天才找到您的故事”。真实的作者是谁，我不知道，但从中我感觉到作者一定是认真查阅了很多资料，触动了内心对真正科学家的敬佩及对当前虚夸浮躁的学术风气的痛恨，以此来引起人们的思考。

4、“士”气

洪先生身上具有独特的学者之“士”气。在做学问上他的理念是：不要刻意追求名和利，要专心做事；在做人上要热爱自己的祖国，要敢于同不良风气作斗争。他一生都是这样坚持的。这样的例子很多，如1986年，他早年的一个学生在合肥组织开全国超导会，会议给参会者发了一些餐具作礼品，会后组织去黄山旅游，洪先生知道后非常气愤，他写信给予很严重的批评。摘录一段先生信中部分内容如下：“听说会议给每位代表发了不锈钢炊、餐具，似不妥当。不知这笔钱是哪里支援的，有别人出钱，我以为也不妥。另外游黄山三天也作为会期，所谓小组讨论，是不恰当的。我可以想象地方上这种风气也许不算回事，但我认为我们（党内、党外的同志们）务必着眼于为自身和后代创造符合社会主义社会的精神文明，积极不懈地抵制不良风气，否则我们的国家将没有前途”。

再如当年耳朵听字、水变油等伪科学，他都勇敢地站出来反对，并实名在报纸上发文进行批驳。我还依稀记得关于水变油那件事他当时气愤的样子，他说：“既然水能变油，也用不着找专家鉴定啊，你直接变好拿去卖好了”。气功、水变油这两件事当年可都是有著名科学家甚至大学校长、书记级别的人签名支持的。这体现了洪先生不畏权威敢于坚持真理的风骨。

2008年我接到某报社主编的电话，说有一篇稿子让我和洪先生给审审，是一篇报导贵州某偏僻山区一位中学老师苦心专研超导30年，如何发现室温超导的事迹。我看后直接告诉主编不能发，如果真是发现室温超导材料，让他把样品寄给我们测一测再说。主编很为难，说这篇稿子他也有疑问，但它是报社一个资深高级记者写的，不好轻易拒绝，希望我写一个书面拒稿信，一定要我和洪先生签名，我说不用洪先生签，我就能负责。事后我跟洪先生提起这事，先生笑了笑说了一句话：“这事你就能决定”。我在想，当下学术不端，论文夸大造假事件频发，虽然和学术评价体系不完善有关，但更可怕的是同行专家的沉默和外行媒体夸大或不实报导的推波助澜。好在最近国家注意到了这些问题，下决心要整治，否则类似水变油的伪科学还有可能再现。

5、困惑

我1996年博士毕业后，先是协助赵忠贤老师筹办1997年的M²S会议，那是一个规模相当大的国际超导会，也是首次在中国开，洪先生参加了会议。之后我去美国做博士后。1998年年中，突然接到时任低温中心业务处处长张立民的信，说科学院在实施知识创新工程计划，部分研究所要重新整合，洪先生心情不太好，在忙学科规划，希望我早点回国。我11月份回来后，大部分时间在跟洪先生一起做低温中心定位工作，因为1998年克林顿总统把“纳米技术”列为美国要着重发展的高科技，国内当然也与时俱进，科研重心也要随之改变。

1996年，李来风博士论文答辩合影，前排右起：洪朝生，师昌绪，关振铎；

后排右起：麦振洪，李依依，李来风，徐惠彬，杨柯

“纳米”热成了社会关注焦点，有一次和一个县级市的市长、书记在一起，他们争论不休说“纳米”是一种新的粮食作物，让我裁定。院里那时是希望把部分研究所进行整合，认为低温中心学科领域比较窄，就成了被整合的对象。洪先生那段时间非常焦急，亲自到各个单位，尤其是与物理所做低温物理、超导等方面的专家深入探讨，每次都谈几个小时，因为在他看来我们国家在未来对低温一定有更多更高的需求。1950年代他回国时，钱三强、彭桓武等就高瞻远瞩，给了10个亿让洪先生做低温（旧币，相当于后来币制改革后的10万新币，当时一个袁大头的银元到银行也就只能换一圆新币）。随后的30年，低温确实为国家的航天工业、超导等做出了重要贡献。现在突然要整合，洪先生百思不解。他那段时间是相当的困惑，多次与院里沟通未果。好不容易联系上了主要负责人反映意见，该领导边听边看手表。回到单位洪先生提起此事心里的感受可想而知。

既然院里大的改革基调已经确定，只能面对现实。低温中心在将要新成立的理化所怎样定位，如何发展？洪先生积极思考，带领大家认真规划。“低温工程学”的提法就是那个时候他提出来的。他的观点是我们要自信，不要受外部影响，低温该怎样发展只有我们自己知道。后来理化所的所训“自强、务实、和谐、创新”也是把“自强”放在首位。经过近一年的反复讨论，规划结构基本清晰了，分成三个领域，中大型低温制冷系统由吴剑峰负责，微小型制冷技术由梁惊涛负责，极低温物理院级重点实验室部分人员划到物理所，剩下的低温材料组、强磁场组、低温计量站和液氦车间由我负责，洪先生给起的名字叫“低温实验技术的物理基础”。当时我作为这个学科负责人报告后，几位所内外专家、领导跟我说“看来洪先生是‘老了’竟然把液氦这个老掉牙的技术都规划到创新里”。最后专家评议这个学科只保留了“低温材料”方向进创新。最近除航天、核聚变、核磁共振谱仪和成像等方面需要发展低温技术学科外，量子计算等方面又遇到极低温设备瓶颈。一位院里的领导前一段时间跟我说，如果那时能想到今天国家对液氦等低温技术的需求，能加强对低温的支持我们现在的处境可能会好些。

洪先生的习惯是他把自己的观点思想表达出来了，最后你不接受，他也不强迫。那些年他在我负责的方向上投入很多精力，针对信息技术需要的低温，我们觉得未来可能固体制冷是替代气体制冷的技术，但固体制冷卡在材料上，我们就一起写本子希望先从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获得支持，本子基本是他写的，但申请人是我，连续申请了4年都没成功，意见主要是两条：1）人员队伍薄弱（只有我和洪先生二人）；2）预期取得的成果分量不够（洪先生写的是项目结束后形成一份调研报告）。屡屡得不到项目支持，只有金属所李依依老师在她负责的一项目里给我的一个子课题和教委的留学回国基金，经费少得可怜。我也很苦恼焦虑，提出了很多要做的方向，但绝大多数被洪先生否定了，他的理由是你不能为了获得经费而做研究，不值得做的事虽然拿到了经费，但一个人的科研寿命是有限的，那样会耽误你的时间。只有少数几个方向他认可，如低温负膨胀材料，磁分离，低温精馏。他也主动给我指了两个方向：低温胶和低温测试技术。围绕这些方向从1998到现在，20多年过去了，取得了业内认可的成绩。团队也从只有洪先生和我两个人，发展到今天的35位正式职工，加上研究生和辅助人员近百人的队伍。所里其他两个低温学科发展得更好，小型制冷机用在了空间技术，大中型制冷也都成立了公司实现成果转化。这些还是很让他欣慰的。

6、格局

战略科学家一般格局都很大，而且在小事上不纠缠。有别于一般科学家之处，我想可能是他们看得更远一些。洪先生60年代就开始布局开展超导计算机、超导重力仪、超导天线、稀释制冷机等研究。稀释制冷机做得很有特色，90年代甚至国外的一些低温实验室都要低温中心给做。熟悉稀释制冷机研制的几位现在或离世或早已退休，技术失传。现在量子计算技术等有需求了，也只能从国外进口，最近又被卡脖子。甚至氦液化器、高场超导磁体、高性能低温温度计、低温胶等也很依赖进口。        

对于超导，在1982年还没引起国家重视，但洪先生看到了超导的重要性，认为自己有责任呼吁国内开展超导科技攻关。1983年得到中科院批准正式列入“六五”科技攻关项目，学部主任钱三强任命洪先生为攻关组组长。攻关单位有9个研究所和中国科大，计130多人参加。由中科院低温中心为依托单位，物理所赵忠贤提出的探索高温超导也列入研究内容，这个项目取得了非常好的结果，培养了一批超导人才，也为1987年高温超导的发现和中国能挤进高温超导研究国际前列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在1985年项目结题时中科院的评价是：“我院的工作是在国内超导研究处于应用前景不明确、举旗不定的情况下开展起来的，并自始至终坚持到底做出了这样好的成绩，这种科研作风是值得倡导的，他们在攻关中取得的经验值得大家学习借鉴”。

我们开始做超导磁分离水处理时，那时环保还没特别受到重视，但洪先生非常支持做，希望课题组自筹经费也要做，可是我一直等到2006年申请到863 项目才真正开始做。如果听他的话早几年做，会发展地更好。在这件事上，现在来看除了当时经费问题，主要是我有点保守了，其实那时所里每年都有所长基金，支持力度也比较大，可是我一是不自信，二是因为我当时还是低温片业务处负责人又不好意思跟所里要钱，时至今日我也没申请过所长基金，主要是自己没什么想法。记得是2002年，詹文山所长卸任前半年的所务虚会，他主动找到我问我下一步组里发展有什么打算，我说没什么，旁边的吴剑峰马上说来风你好迟钝，所长是想给你个所长基金，我说那是好事，但我就不要了，可否给林鹏支持一下让他做氦λ点瓶的事，因为洪先生一直看好那个温度基点，而且有两次从他的院士基金让我拨给林鹏来做这项工作，后来所长基金给了林鹏，大概50万左右。

提起詹所长，我想附带再说点小插曲。詹所长卸任后，可能觉得他在任时没怎么给我支持（其实主要是我没去争取）或者洪先生跟他谈过我的研究方向的意义，他经常来到我这讨论一些学术问题，他对我做的低温负热膨胀材料很感兴趣，还跟我们一起写本子并申请到一个自然科学基金。他还跟物理所磁学实验室负责人沈保根老师协商，把磁学室不用的部分设备如磁天秤等转赠给我，我们2008年在APL上发表的第一篇反钙钛矿结构低温负热膨胀材料工作论文就是在那台磁天秤测得的结果。2010年财政部一期重大仪器研制项目，本来没我什么事，但他和张丽萍所长，汪鹏飞副所长极力建议单独划出一个2000多万的课题让我建材料低温物性测试平台，我还记得鹏飞副所长事后来找我，问给的经费够不够，如果不够他还可以给我争取增加，让我很感动。这个平台建成后为我国航天和应用超导提供了关键计测数据，在国际上都是很有影响的，这和洪先生的布局、几任所领导及李青研究员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2012年8月洪先生在建成的低温测试平台实验室，左起：周远，洪朝生，张丽萍，李来风

进入21世纪，洪先生极力推进小型制冷机的发展和应用，对信息技术的应用尤为关注，他在2000年的国际低温工程大会做的大会报告里，展望了未来10年低温科技的发展前景。他认为，关于氧化物超导体，仅仅看到它高的超导转变温度，是不够的。超导专家们应拿出更多的力气去关注，该类超导体在正常态的奇异性质，以及可能的应用（特别在低温电子学领域）。低温工程专家们也应该努力为上述可能的应用提供技术支撑。关于低温学与信息技术（IT）的关系，洪先生认为，低温环境是高质量信息处理的保证。在寻求新的信息载体的过程中，往往会碰到量子效应（如：超导量子干涉器件）。此时，低温工程对研究的支持，不能仅仅停留在提供冷却功能，对于材料新颖低温特性的应用也应给予认真关注。现在量子计算、量子调控等已成为社会热门新闻。事实证明，洪先生在每个阶段提出的战略规划，都是相当超前的。

7、君风

熟悉洪先生的人，大多把他归为“圣人”，我觉得用“君子”更准确一些，因为君子之士你是可以和他说真话、争吵，是可以“得罪”的，即使真得罪了他，他也不会报复的，大不了就是不再跟你来往，这是一种君风骨气。最近看了一篇关于“真君子和伪君子”的文章，现在重新定格，我认为洪先生是“真君子”。司徒勋是美国做加速器的美籍华裔科学家，他的自传书里写了这样一个细节：“1947年在MIT读书时，冬天很冷，在商店买一件防寒服，但钱不够，这时一个中国学生也来商店，看到我为难的样子，问明原因，马上给了我100美元，名字也不留就离开了，这人就是洪朝生”。事后司徒勋费了很大功夫才找到洪先生。还有关于他和邓稼先在普渡吃“牛排”的事，在《邓稼先传》里有描述，我就不再说了。

1960年代他对生活困难的职工、学生尽其所能给予无私的资助，后来动荡时期反而成了罪状（甚至某个接受过他资助的青年批判他是用小恩小惠和党争夺青年）。洪先生并没有计较，他认为那个时期特定的环境，说些违心话、做些违心事也正常。

先生从来不说自己的委屈，他总是乐观积极，对事不对人，总是看到别人的优点。曾听很多人提起洪先生在60年代遭遇的磨难，尤其是关于他接待英国著名低温物理学家门德尔森，事后被一位一起陪同接待的人上纲上线的事。我多次问起他那段经历，可他总是把话题转移，说那人对他开始重视硬超导材料研究起了很大作用，而且后来此人去大学工作把那个大学办得很有特色等。先生临终前的两年，我再问起此事，可能先生觉得要尊重历史，只说了一句话：“那不是给我贴了大字报了吗”。

先生特别喜欢反思自己的不足，我跟他在一起也是经常争吵，最厉害的一次是1993年，我要出国他不同意，而且说你要出国就退学，咱们谁也别耽误谁（最后他还是同意了我出去一年，我也按时回来了）。每次吵完，过不久或者我去跟他道歉，或者他来跟我道歉。有一次照顾他的护工李寿鹏跟我说洪先生说你敢跟他吵架，还拍桌子，是真的吗？我说吵架是经常的，但拍桌子没有。

洪先生有个习惯，就是把他看过的一些文章复印给我看，多数都是他对文章内容有意见的。有一天他非常严肃地到我办公室，拿了一篇文章让我马上看，坐在那也不吱声。文章是一个叫郭齐勇的人写的，题目是“亲亲相隐”，大致意思是争论 “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对错。什么是“隐”呢？不宣扬亲人的过失。我平时说话做事挺“哥们儿意气”的，我想肯定是洪先生对我不满，拿此文来教育我，我很抵触，激动地说我很赞同“亲亲相隐”，过去儿子造父母的反，贴大字报，划清界限的做法，突破了人性的底线，那还是人吗？没想到洪先生一直严肃的脸阴转晴了。这时他表明了他的观点，也是赞成的。

洪先生平时给人的印象是严谨冷漠，有点不食人间烟火的味道，甚至跟他特别近的人，见面时表情也是冷淡的，最多点点头。但他内心里对朋友、同事和家人是非常关心的。2002年一线改革，有些课题组面临解散，有些以前跟他工作的老同志按规定要提前内退，他很焦虑，找我商量怎么办，后来我这吸收了一个课题组和另外两位老同志。2005年力学所前所长薛明伦（张立民的丈夫）的追悼会，洪先生当时也是85岁的人了，我劝他别去了，但他执意要去八宝山参加葬礼，跟我说他很欣赏薛这个人，认为薛作为所长很有自己的管理思想，所以必须去送他一程。他时常跟我说研究所领导一定要有公心，要敢于坚持原则，善于团结大家。他对詹文山非常欣赏，总跟我提起他。洪先生去世后，我在他的工作日记里看到他对张丽萍的评价（见下图），对丽萍的管理能力非常认可。洪先生对有能力又踏实做事的人总是欣赏的。

2007年洪先生工作笔记

洪先生在学术上很较真，他不清楚不熟悉的工作很少发表意见，也不参加讨论。但对他熟悉的，他认可的工作他是一定要去参加讨论的，很多人不了解他的风格，甚至还很有怨气，说洪先生提的问题是来给我们“砸场子”。我跟他们解释，这是洪先生认可你们的工作，是提醒你们开展工作中要注意这些问题，如果他不认可你的工作，他绝不会来听你的报告。98年他参加EAST项目论证会，他提出要用高温超导电流引线，最终报告我看了，没有写进去，没接受先生的建议，理由是还不成熟。但等离子体所有位叫毕延芳的老同志听了洪先生的建议，积极开发高温超导电流引线，而且在EAST上用上了，后来中国加入ITER计划，并建议ITER用高温超导电流引线，ITER组织也是因为中国用了才修改了原来的设计。

 洪先生也是一个勇于承认自己错误的人，即使过了很多年他意识到自己的不对，也要当面来认错。记得他对一位科学家有些看法，多年后发现有误，因为是跟我谈及的，所以他特意跟我说：“我以前跟你说的，全部收回”。最近听赵忠贤老师说洪先生也去跟他为一件他们曾经争论非常激烈的事承认错误。还有他90年代的一个博士生，做磁致冷理论方面研究，6年多没毕业，到了2013年洪先生反思认为是他给选的题目没选好导致的，让我告诉那位早就出国的学生，他对不起他。类似这样的事还有很多，我想这几个事例已经可以说明洪先生的“君子气度”。

8、情怀

晚年的洪先生在物理所住了5年多，这段时间他经常在物理所院子里晒太阳，说方便看到一些熟悉的人。有一段时间没见到赵忠贤，得知他生病了，洪先生非常着急，让我赶紧去了解情况。2017年赵忠贤去医院看望他，当得知赵老师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后，在病床上拉着赵的手开心地笑了。因为他们师徒二人自1960年代一直坚持做超导，在超导领域赵忠贤两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洪先生是欣慰的。这和赵忠贤青年时代就专注超导是密切相关的。我查到洪先生1965年的工作笔记，当时洪先生是物理所五室主任，下辖若干小组，100多人的队伍，洪先生兼任505组组长，仅505组就有24人，这个组专攻超导薄膜，目标是超导计算机。洪先生设立了一个“核心组”，当时赵忠贤刚大学毕业1年，就被纳入5人“核心组”成员，是最年轻的。前几年半导体所王启明、中科大张裕恒、电子科大陈星弼、物理所张殿琳、理化所周远等都跟我谈起当年洪先生指导他们科研工作的细节，认为他们能在各自的领域做出成绩，跟洪先生在他们年轻时给予的信任、重用和教诲是密不可分的。洪先生很善于发现人才，并大胆启用，给他们压担子，对年轻人的成长是有益的。他是站在国家利益和为国家培养人才的高度做事，这种家国情怀令人敬佩。王鼎盛曾拿了几本莫奈等的画册让洪先生闲暇时欣赏，洪先生两次入住医院前一直惦记那几本画册要归还给王鼎盛。

2017年1月，赵忠贤医院看望洪先生

在物科宾馆的5年先生对理论物理兴趣依旧，自费订阅的Physics Today杂志每期都仔细阅读，有时晚到或漏寄了，他会很着急让我想办法弄到。他多次找理论物理所欧阳钟灿讨论学术问题，每次都要好几个小时。在洪先生写的碎片文字里有这样一段话：“在MIT的收获方面也孕育着对量子力学的草率理解，断绝了我对新兴固体理论的学习前途，我到90岁时，想学习远离平衡态的热力学、热传导已感到无能为力”。先生为自己没能做理论物理一直感到很遗憾。但我知道纠结他一生的并不是这个，而是他年轻时没能投笔从戎到抗日前线和对革命的追求。2010年在赵忠贤老师组织的祝贺他九十岁生日的学术会上他说一开始没有报名参军因为自己胆小，是个懦夫。他当年几次从昆明去延安，但终未成功，他说是因为自己的胆怯。我们从他的同学吴大昌等先生了解到当年真实情况是一起去的人中，有人故意传递了错误信息说前面封锁了，过不去了。洪先生的家国情怀是溶在他的血液中的。

9、廉爱

在国家困难时期，先生生活简朴，非常节俭，但对困难职工他慷慨解囊，将省下来的工资帮助他们。“改革开放”后，他每次出国回来都把剩余的外汇交到院里，科研课题剩下的经费一律主动上交国家，复印资料要求大家正反面用，开会、评审从来都不拿任何专家劳务报酬。从每件小事上都能感受到他对国家的热爱和责任。到了晚年，洪先生认为自己不能全时投入一线科研工作，主动要求降低工资，按退休人员标准发放。

李寿鹏从2011年开始一直护理洪先生，在洪先生心里，并没有把他看成是个护工、打工者。他们按朋友方式互相照顾，也经常教李寿鹏一些文化知识。洪先生跟我说：“李寿鹏是甘肃贫穷地方出来打工，不容易，不能简单地按购买服务这样对待，他正处于壮年，本该有自己的生活，如果不是因为生活所迫，干吗要牺牲自己的时间来陪我这样一个老头，你隔段时间要额外多给他一些钱，我走后你再多给他五万”。

晚年他感觉自己时日不多了，趁着还清醒，把我和张丽萍所长叫到物科宾馆，说要把他的存款、房子等给需要的人，交给所里处理。丽萍很为难，跟他说你的财产是夫妻共有财产，老伴还在，不能你一个人做主。

没多久先生因肺部发炎住院了。2018年暑假，我突然接到汤大夫电话，说洪先生病危，这一两天可能会走。我在境外赶紧联系所离退办负责人张彦去医院，同时也在联系改机票。张彦去医院看后，打电话说让我放心，不用急着回来，说洪先生虽然一直处于昏迷状态，但当她跟洪先生说李来风过几天才能回来，洪先生突然醒了，她判断洪先生还能坚持到我回来。等我几天后回来马上去看他，先生睁开了眼，很想说话但又无法说出，我明白他的意思，他关心的是他走后别忘了兑现给护工的额外补助。我跟他说我一定会做到，他闭上了眼。几天后洪先生永远睡着了。那天是2018年8月19日上午10点10分。先生的生日是1920年10月10日。冥冥中我感觉先生没有走，只是去了另外一个世界。

我知道的先生关心他人的事例真是太多，从普通的打工者、司机、退休工人到科研人员，他都是真心的关心和帮助，这些关心不是简单地说说，而是都给出具体的实施方案。

他对自己却很缺乏健康管理，能自己做的事他都自己做，不愿意麻烦别人，总觉得那是耽误别人的时间，包括在物科宾馆，90多岁了还自己洗袜子。我一般中午去他那里聊聊天顺便吃午饭，只要他知道我要来，一定要李寿鹏去食堂买好吃的。我现在回想起来在先生晚年时候，有两件事我很对不起先生，一是他在89岁时得了疝气，每次都是我和刘大夫跟他去，有一次约好第二天陪他去检查，但我临时有事，安排一个学生去，过后我问刘大夫去医院检查的情况，刘大夫说洪先生决定不去了，说等我不忙时再去，我感到很纳闷。现在想起来，先生可能是不愿意耽误学生时间或者不愿让不熟悉的人看到自己“查体”的状况，我那时没能理解他。第二件事也是在那段时间，他老伴身体不好，说以后就大部分时间在家工作，让我给他弄个笔记本电脑，我考虑他就是打打字，就给了他一个旧的笔记本电脑，过了一年他跟我说可否给他换个轻一点的，这个电脑每次往返所和家提不动了。我现在真是很后悔没能及时考虑他的需求。

10、感恩

总结一生的经历，先生总是说自己是幸运的，在每个阶段都得到别人的帮助。在他晚年写的日记里，记录了很多他要感谢的人的名单，包括他在国外的导师、合作者以及钱三强、彭桓武、黄昆等。他曾跟我说自己的幸运有三点：1）感谢留声机/录音机的发明，能让他听到300多年前巴赫，贝多芬的作品；2）有幸能够和周恩来这样的伟人处于同一个时代，并有几次小范围近距离地与总理交谈和聆听他的教诲；3）年青时代有幸读到鲁迅全集，对鲁迅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精神尤为赞赏。与洪先生近30年的亲密接触，我真的感受到了他“清正刚直，爱国奉献”的精神气节。